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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权滥用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4-07-29 11:44:13


论文提要: 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禁止权力滥用”是主要为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普遍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主要精神是指在承认权利自由行使的前提下,权利的行使不能违背权利本旨或者超越权利界限,否则就构成权利滥用,权力滥用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为法律所禁止。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它所体现的对于权利进行辨证司考所体现的理性,其影响已经超出了民法领域,在适用对象上不仅仅由物权扩及到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等一切司法权利,而且也逐渐扩展到包括民事诉讼法在内的诸多公法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通过介绍民事诉讼权滥用相关信息及当前中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增强我国民事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完善民事诉讼权滥用制度 ,从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革新和发展。(全文共8379字)

一、 诉权的概念和价值

诉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概念。最早赋予诉权概念以权利内涵的,被认为是德国学者萨维尼。现代意义上的公法诉权理论经历了从“抽象的公法诉权理论”向“具体的公法诉权说”发展的过程。法国民事诉讼法采用了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将诉权解释为当事人请求法院做出“利己”判决的权利保护请求权。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目前的通说理论是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即民事诉讼权的目的不在于私权的保护,而在于解决民事纷争,确定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德国的通说是司法行为请求权说。依该学说,诉权是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实体法和诉讼法审理和裁判的权利。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的诉权理论,长期以来以二元诉权论为通行观点。总体上没有超越

公法诉权说的框架,有的是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等原有诉权理论的翻版,有的是对各种诉权学说中的共同点的归纳和融合。

众所周知,司法程序是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和救济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权利的“最后屏障”,对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是在于如何恰当的配置权力,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一方面,社会成员保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律和正义。没有救济的权利等于没有权利,诉权不能获得实现,权利的司法救济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一面是对国民司法保障和救济的范围、程序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其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考察标准。诉权作为启动司法程序的“钥匙”,诉权能否实现,能否得到有效地保障,对于各类纷争能否得到依法、及时的司法救济,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法治社会的人权,如果不能得到诉权的保障,也就没有人权可言。现代意义上的诉权既是人权的应有之义更是对人权的法制保障。

二、 诉权滥用的概念及危害

“诉权滥用”表示的是过分、过度地使用诉权的行为或者行为状态。在当前的司法诉讼活动中,滥用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司法现象。突出表现为诉讼程序滥用、诉讼活动中实体请求权的滥用和司法权的滥用等。

1) 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滥用

从理论上而言,诉讼权利被滥用的空间并不大,而且由于主导诉讼的法官对于诉讼结果并无利益,与当事人串通合谋滥用诉讼程序的可能性也很小,诉讼程序滥用的可能性也就应当不大。但是,就现实司法活动的状态而言,由于民事诉讼法的成文法性质,相对于情况复杂、各不相同的诉讼活动特点,一部法律还不能总括全部的诉讼行为规范,总是有缺陷和疏漏,也总是会有一些特殊的,立法时没有出现并不能预料的滥用程序的行为作出制度预设,所以说,民事诉讼法本身对待滥用程序诉讼行为是滞后的;同时,我国目前民事诉讼的立法意图鼓励诉讼维权,在规制滥用程序方面着力不多;加之,我国司法资源的缺乏,法官数量、业务素质能力的不足,对于滥用诉讼程序行为发现得少、惩治的更少,一些人借滥用程序之说获取了非法利益,反而刺激了滥诉现象的发生。因此,实有重视并加以研究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滥用诉程序行为,最多,也更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滥用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和其他法律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就民事诉讼而言,诉权是民事诉讼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以及进行一切诉讼行为的基础性权利,有侵害即有救济,拥有诉权是对当事人民事权利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因此,民事诉讼强调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但是,如果诉权被滥用,被不当的行使,对诉讼秩序以至社会秩序都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不仅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使无辜的人被卷进入诉讼争端,为了打官司耗费不必要的金钱和精力;还会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加剧司法能力不足与民众对司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影响其他案件的审理的效率,进而影响司法的公信度。对于滥用诉权的行为,必须依法加以规制。

2) 当事人滥用实体请求权

在民事诉讼中,诉权的基础往往是基于原告某种或者某些实体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故而在民事诉讼类型中,以侵权诉讼居多,其他类型的案件,虽都不一定存在侵权的事实,但基本上也都是在民事权利权利不明确、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已经受到侵害时提出。故民事纠纷是民事主体权利义务上的纠纷。行使民事诉权要有实体上的合法权益。没有实体上权利的正当性,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享有诉权,但并无胜诉的基础。财物的非法占有人,在财产被侵占时,有权以占有人的身份起诉侵犯人,但在诉讼中对于这种非法占有财产原告人返还财产的诉求,由于其系无权占有,当然不可能予以保护。同时,也有实体上虽然权利仍在,但在诉讼法上已经失去胜诉的可能。比较典型的如原告人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向债务人提起诉讼,在实体法上债权仍然存在,但由于在诉讼时效内并未主张权利,而造纸驳回诉讼请求的结果。第三种情形,就是诉讼当事人基于在实体法上合法性权利,向相对人主张没有没有法律依据的请求,则就是滥用其在实体法上的合法性权利,向权利人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的请求,则就是滥用其实体法上的权利进行非法目的的行为了。在司法活动中,法官还会遇到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即行为人一方或者双方的诉讼行为,虽然在形式上合法,但其目的是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对于这种规避法律的滥用权力行为当然也不能予以支持。

3)当事人以外的人尤其是法官滥用权力的问题

在诉讼程序中容易滥用权力的主体,除了当事人以外,任何参与到诉讼活动中的主体都有可能滥用权力,包括法官、律师还有案外人。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法官滥用权力的问题。

法官是司法程序的主导者,民事诉讼的公正性体现在法官的居中裁判。如果法官违背审判、违法执行,滥用主导性程序的权利,则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对于法官违法乱纪的危害和法官廉洁司法的意义,不用作过多的讨论。因此,对于法官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严格处理,纯洁法官队伍,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人民法院内部以及全社会的重视,加大资源投入,提高法官素质,建设一支崇尚法律、忠于法律、脱离世俗、清正廉洁的现代化法官队伍,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维护国家和公民权利,发现并依法处理程序中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尤有意义。当前,法官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一则表现为违反法定程序,达到偏袒一方当事人的目的;二是与律师之间形成不正常的交往,甚至建成“利益同盟”,贪赃枉法。另外,人民法院要保持公正司法,要提升其独立地位,特别是作为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要加强自身廉政素养的培养,保持正气,能够抵挡得住各种形式的压力、阻力和腐蚀。

诉权滥用,不仅破坏的是诉讼制度本身,还有整个社会。以美国为例,在其诉权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司法救济的必要性采取的是一种“当事人中心”论,即只要公民认为其权利遭受侵犯有受到司法保护之必要,并且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就不应当被司法机关拒之门外,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司法观,是美国社会“司法万能”观念的体现。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民事审判权的界限与民事案件的管辖权是同义词。法官认定是否行使司法管辖权秉承的是一种“自然主义”,故而对起诉权一般不加以限制。这样就为滥用诉权者大开了方便之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了诉讼数量多,能量大,已经超过了民事诉讼制度的负荷。美国学者奥尔森称之为“诉讼爆炸”。这从侧面证实了越是对诉权不加以限制,越是容易出现诉权滥用。我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大量滥用诉权现象。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达到“诉讼爆炸”的程度,但对于放纵诉权滥用造成的可怕的结果还是要有充分的认识,但对于诉权滥用现象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规制,防患于未然。

三、诉权滥用的认定

关于诉权滥用的认定,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主观说,认为诉权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否则为滥用。客观说,认为诉权行使,很难判断主观状态,只要在客观上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即为滥用。外部说,认为诉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本来是不受限制的,其权利在实际上受到的限制,乃因外部法定条款遏制的结果,是故违反诉讼法关于诉权行使规定的,即属滥用。内部说,认为诉权的限制来源于诉权自身,凡实施与诉权自身功能不相容之行为,即为滥用。主客观结合说,认为不仅要有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客观行为,还要有损他人的主观目的。也有人从英美法系相关理论中寻求支持:有人持败诉说,认为原告明知败诉仍坚持起诉的,构成诉权滥用。有人持纷争解决机制比较说,认为如果纷争不需经诉讼程序就可解决,但仍坚持起诉的,为诉权滥用。还有人持经济成本说,认为行使诉权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如果远小于双方的经济损失及司法资源的耗费,则为诉权滥用。

由于上面的不同认识对于诉权滥用的概念也就有了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诉权滥用是故意非法行使诉权的行为。有人认为,是诉讼当事人基于不正当目的,故意行使与诉讼目的不一致的诉讼权利或者处于不正当目的以及客观上给被告造成损害的行为,等等。

判断诉权滥用的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和理解:

1行为人有行使诉权的行为

有诉权的行使,才可能有诉权的滥用。这种行为,应当理解为已实行和已实行终了的行为,而非准备阶段的行为。滥用诉权行为的主体,就民事诉讼而言,当然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加以体现,因为诉权毕竟是当事人的权利。法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能成为滥用诉权的主题。至于行为人与诉权的权属关系,即行为人是否是真正拥有诉权的权利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并无讨论的必要。因为无论是有权行使诉权的人还是无权行使的人,其诉权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某种意义上,其标准是以行为人在向法院起诉时的自我意识或者行使其他诉讼权利时的主动行为,因此有诉权的人可能滥用诉权,无诉权的人可能也会构成滥用诉权,至少也是他自己认可的自己的诉权。

2行使诉权的行为不符合诉权本旨或者超越诉权的正当界限。

诉权的正当界限是指诉权行使的范围,即法律规定的行使诉权的相对自由度。超过这一有效领域,便属于超越正当界限。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权界限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诉讼主体的资格,如诉讼主体行为能力的规定;二是关于诉权行使的时间,如诉讼时效的规定;三是关于诉权行使的方式,如起诉书内容的规定;四是关于诉权行使的对象,如申请回避范围的规定;五是关于诉权的受理审查,如优先适用仲裁的规定等。诉权的行使违反这些法律规定,即不为法律所认可。由此也可以看出,诉权滥用是带有某些违法性的成分的。

3行为人存在损害他人利益之主观故意。

滥用诉权的行为不单单侵害了自身的权利,也是对于他人合法利益以及审判权的侵害,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行为,主观上必然存在过错。主观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滥用诉权应当属于故意,行为人明知不具有行使诉权的理由和条件,却依然故意实行诉权。

四、禁止诉权滥用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 “禁止诉权滥用”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诉权理论从“为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问题开展,开始更多的研究诉权和实体权利的关系。在这种理论影响下,1877年德国制定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把诉讼上的“请求”当做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基础产生的概念。而制定于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也通过法律规范化的方式将诉讼标的变成了实体请求权和诉权的统一体。在这种情况下,诉权作为一种司法性质的实体权利,其行为必然也就受到为《德国民法典》所确立的“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的制约,使“禁止诉权滥用”成为“禁止权力滥用”的应有之义。这种推断虽然缺乏当时的资料支持,但也许却是关于“禁止诉权滥用”起源的顺理成章的解释。

随着公法诉权说取得主流地位,民事诉讼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不断取得提升,并且诚实信用原则也逐渐被民事诉讼法接受成为一项基本原理。而与之相伴的“禁止权力滥用”也从民法领域影响到民事诉讼法领域,基于实体权利和诉权在法律权利内涵上的一致性,“禁止权力滥用”理论也就自然的被套用于诉权之上了。由于逐渐发现滥用诉权造成的危害,世界上不少国家在民事诉讼立法中也引入了关于“禁止诉权滥用”的内容。较早的如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者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之规定。

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法理中是承认“禁止诉权滥用”的。英国普通法确认两种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行为应当担负侵权责任:一是恶意指控原告破产的诉讼;二是恶意指控一家公司为资不抵债的诉讼。美国的大多数州沿用上述英国法。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法院认可这样一种恶意民事侵权诉讼:被告没有合理和合适的理由,就本质上同一性质的问题,对原告反复提起多种民事诉讼。

2) 我国禁止诉权滥用制度的现状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职责是忠实的地执行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孟德斯鸠甚至认为法官应当是“自动售货机”。而“禁止诉权滥用”和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本身是一个内涵不确定,外延也不确定的概念,目前的表现形式已是多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演化出更多新的形式。

“禁止滥用诉权”这一提法目前在我国仍见于学理研究,尚未被立法机关采用。我国民法虽然没有采用“禁止权利滥用”一说,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通常被解释为“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我国不少学者对权力滥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也许是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就权力滥用问题的研究,似乎偏重于相对较浅意义上的特征分析和表现形式的归纳,而较少就权力滥用行为与正当行使权利行为的界限这一实质问题加以探讨。但学者们对权力滥用常见类型的归纳,对于判断权力滥用,特别是司法实践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如有学者列举了七类滥用权力行为:“恶意损害他人之滥用行为;违背权利目的之滥用行为;于己无益之滥用行为;损害大于所获取的利益之滥用行为;与所引起信用相违背之滥用行为;损害超过可忍受之滥用行为;特殊滥用行为:权利不行使之滥用与权利抛弃行为之滥用。”也有学者归纳为:“以故意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目的行使权利;缺乏正当利益而损害的权力行使;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行使权利造成的损害大于其带来的利益;无视权利存在的目的;有过错的行使权利。”

五、诉权滥用的法律责任

滥用诉权的行为,必然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为此,西方国家诉讼制度中普遍对于滥用诉权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手段进行了明确,一是行为无效、已发生的诉讼行为归于无效,诉讼程序恢复到滥用诉权行为发生前的状态;二是停止滥用。发现当事人滥用诉权,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法官提出停止滥用的申请,法官依职权发现当事人滥用诉权,也可以主动制止。三是损害赔偿,侵害人要赔偿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第三人遭受滥用诉权行为所引起的损失。相比较而言,外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对滥用诉权者法律责任问题要重视的多,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根据有关的参考资料,就滥用诉权法律责任的承担有以下几点:

(一)对滥用诉权行为者处以罚款。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32条规定:“以拖延诉讼的方式,或者以滥诉的方式进行诉讼者,得处100法郎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对滥用管辖权异议者,该法第88条规定:“因提出管辖权异议可能引起的费用,由在管辖权问题上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如败诉方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对其还得科处100法郎至10000法郎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请求的损害赔偿。”

(二)承担不必要诉讼行为或者诉讼迟延而产生的诉讼费用的责任。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2条规定:“法院根据情况,可以使胜诉的当事人承担由于其权力的主张或者防御不必要的行为而行产生的诉讼费用……”该法第63条又规定:“因当事人不在适当的时期提出攻击或者防御的方法,或者因不遵守期日或期间或者应归责于当事人的是由而使诉讼迟延时,在有当事人即使胜诉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使其负担由于迟延的诉讼费用全部或者一部分。”

(三)承担被驳回诉讼的后果。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法院对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提出其目的是使诉讼终结迟延的攻击或者防御方法,可依职权或者申请裁定驳回。

(四)负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滥用抗辩权,《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基于未遵守有关诉讼行为的实质规定而提出无效抗辩,得于诉讼任何阶段提出;但对于意图拖延诉讼,故意不尽早提出此种抗辩的人,法官得科处损害赔偿。”

(五)限定诉权行使的期限和方式。

对于故意隐匿或者提出拖延书证者,《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4条规定:“法官确定当事人相互传达书证的期限,如有必要,确定传达书证的方式;必要时,得规定科处逾期罚款。”《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一款也规定:“当事人不服从文书命令时,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关于该文书的记载为真实。”

(六)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滥用陈述权的人,即进行虚伪陈述的人,有少数国家规定应负刑事责任,如《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申明所必要的一切情况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因此当事人的不真实陈述系违法,若属故意过失时,当事人应依奥地利民法,负损害赔偿义务,而对当事人经宣誓后所故意的虚假陈述,依《奥地利民法》第199条构成犯罪(但就作虚假陈述而言,大多数国家还是规定承担费用、罚款等民事责任,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当事人故意做虚伪陈述,致使诉讼程序迟延的,应担负因迟延而产生的费用。《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一款规定:“经宣誓的当事人作虚伪陈述的,法院以裁定处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七)承担不利或败诉的后果

对于当事人不应诉的行为,法院可根据被告方不到案或未在诉讼期间实施诉讼行为或者不遵守法院命令等原因做出被告败诉的判决。这种判决在性质上属于对不应诉方的一种制裁措施。《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4条对此作出了规定。引起不应诉的原因很多,但不论是何种原因,凡不应诉判决都产生一样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不应诉的问题,通常被视为撤诉,并且法院可以根据被告的动议做出非自愿撤诉登记,以限制原告重新起诉的次数。没过《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原告只有一次撤诉的权利。对于无合法理由不出庭的效力,可以驳回起诉或者上诉,或者按撤诉处理;被告无合法理由不出庭可以缺席判决;或在询问当事人本人的情况下,该当事人不出庭,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有关询问事项为真实。在执行程序中,无正当理由在传唤受询问时不出庭,可处以罚款。除此之外,少数国家还规定,上诉法院可对提起上诉请求是一审法院无合法理由而不出庭的人判处损害赔偿。

(八)对于滥用诉权给对方造成的精神损失应当给予合理赔偿。

对于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为各国司法所普遍接受。我国民事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油管对因滥用诉权造成侵害者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已有发生。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要根据被侵害人精神受到伤害的程度,还要结合侵害行为恶意程度和后果对于赔偿标准予以合法合理的确定。如标准过高,反而会容易引起一些被告人滥诉的欲望,如过低,又达不到惩戒的后果。

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法律意识增强,司法程序成为调整不同民事主体间的诸多法律关系的正常途径,打官司已经不是民众避讳的话题。在民间,有纠纷找法院,成为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是法治理念人入人心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在充分保护诉权在内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任何权利,都有滥用的可能。所以急需进一步修改,从而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功能能够充分的发挥。也有利于民事撤诉程序的完善,使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功能更好的发挥,最终是我国司法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改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我国的司法实际为出发点,丰富和完善我国民事诉权滥用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立法,推动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运作。但是,制度的发展,绝非一蹴而就,完善我国民事撤诉制度任重而道远,仍需要不断地探索。所以研究民事诉权滥用问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借此希望能引起对民事诉权的重视,能够对民事诉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帮助,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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