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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扩张与发展趋势

——兼析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发布时间:2014-07-29 15:10:32


论文提要:

作为民法中私法自治理念的自然延伸,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赋予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直至16世纪,在加内夫妇关于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咨询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被杜摩兰较为明确地提出。18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意思自治作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基本原则。成为国际私法合同领域的基本原则后,意思自治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其在近代晚期的各国立法中呈现出扩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在传统合同领域的纵深发展和在其他私法领域的横向扩张。在传统合同领域,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较之前都有所扩大;在其他私法领域,比如婚姻、继承、侵权及物权等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渗透。从本质上看,意思自治原则与民法的私法自治理念一脉相承,这种扩张带有某种必然性。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1顺应这一趋势,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多个非合同领域,使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领域由单一走向多元。本文将从国际私法理论和各国立法实践两方面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展加以分析,同时对我国《适用法》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的相关条文加以简要评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全文共9134字)

一、       意思自治原则的一般理论

(一)        意思自治的内涵

意思自治,又称私法自治,该理念贯穿于民法始终。“私法自治始终是支撑现代民法的基础,它的经济意义可以上溯亚当·史密斯的富国论,伦理内涵又来源于康德理性哲学中的自由意志。”(2)意思自治要求尊重法律主体的意志并赋予其在相应法律领域中自由选择的权利。它使当事人之间得以自由地创设法律关系,使当事人依个人意思处理个人事务,并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作为民法中私法自治理念的自然延伸,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可以这样阐释:在国际私法法律关系中, 当事人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 选择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准据法,以此来调整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就国际私法事项发生争议时, 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将当事人所选法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来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二)        意思自治的历史沿革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意思自治由法国著名法学家杜摩兰于16世纪首创。其实不然,意思自治思想的萌芽“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118年间古希腊的关于暗示通过合同惯用语言来选择法律的法令。(3)此后,意思自治分别在公元6世纪日耳曼属人法时期和公元13世纪经历了两次发展。到了1525年,在加内夫妇关于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咨询中,杜摩兰较为明确地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他认为该财产关系适用夫妻结婚时共同住所地法,其理由是夫妻财产关系实际是一种默示契约,夫妻双方已经将契约置于其婚姻住所地的支配之下。(4)其在随后的著作中进一步阐释,依据契约自由原则,契约关系当事人有权选择契约适用的法律,并且该法律应该被适用。

在杜摩兰之后,胡伯和孟西尼对意思自治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胡伯在其1689年的著作《罗马法与现行法》中指出,合同形式与内容都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但当事人另有表示除外;在孟西尼的支持下,意思自治逐渐由“例外情形”上升为合同法律适用的一项原则。(5)随着意思自治理论的不断发展与逐步成熟,自18世纪开始,它逐渐被世界各国的法律实践所接受。在英美法系国家,英、美两国法院分别通过1760年的Robinson v. Bland案和1825年的Wayman v. Southard 案,首次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本国判例。(6)在大陆法系国家,在孟西尼的推动下,意思自治第一次以民法典的形式在意大利首先被采纳。

(三)        意思自治原则的地位

18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确立意思自治的地位,将其作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基本原则,甚至作为首要原则来对待。(7)同时,多数国际公约也规定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公约以外的法律进行适用。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就规定公约本身不具有强制约束的效力,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改变公约的适用。我国此次《适用法》立法,与世界各国立法接轨,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在对这一合同领域首要原则加以确认的同时,我国《适用法》又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首次将意思自治引入具有总则性质的“一般规定”中,从而确立了意思自治在法律适用中统摄性的地位。这在国际私法上从未有过,相较少数国家将意思自治置于总则中来处理一些“例外情形”的做法,我国的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毋庸置疑,意思自治首要原则的地位已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和确立。作为一种自治性、开放性的法律选择方式,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提高了法律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以及法律适用与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并在合同领域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是最初作为学说的意思自治能够形成相对成熟理论,并成为世界各国确定合同领域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的原因。

二、       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领域的强化

作为确定准据法的首要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领域的发展不断强化。其主要表现意思自治在一般合同领域的“去限制化”。在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方面,不再限制当事人事后对法律的补充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在空间范围方面,不再要求所选法律必须与合同存在客观实际的联系。各国立法对当事人法律选择限制的逐步减少,反映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领域正在向着纵深方向发展。作为合同领域的首要原则,其本身正在不断丰富与完善。

(一)        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     

当事人一般在合同订立时进行法律选择,并将法律选择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当事人进行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是否仅限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当事人未进行法律选择或者所选法律需要变更时,是否允许当事人补充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对此,各国的立法和实践都允许当事人事后补充或者变更,将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合同订立后。比较典型的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英国虽认可合同订立后对准据法的变更,但坚持准据法必须在合同订立时确定,不得在合同订立后补充确定;意大利则恰恰相反,允许合同订立后进行法律选择,但已选法律不可协议变更。随着1980年的《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罗马公约》)在这两个国家生效实施,他们的立法和实践都发生改变。《罗马公约》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协议变更合同所适用的法律”。(8)此外,《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在第116条明确规定:“对法律的选择可以在任何时候做出和修改,但不应使第三人的权利受到影响。”(9)可见,各国对意思自治时间范围的限制已越来越少。

我国《适用法》对于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未加以明确规定。对此,我们可以将其推断为未对时间范围加以限制,即当事人在事后可以补充或者变更法律选择。这种推断可以与司法解释条文“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10)相结合来理解。该条司法解释将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这一时间点之前,其实质上将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合同订立后。“当事人自行选择准据法是意思自治的本质,改变法律选择的自由和最初选择法律的自由一样,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11)而且,在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具体情况及目的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允许其自由选择法律,便于合同的履行和对已有争议的及时有效解决。

(二)        法律选择的空间范围

法律选择在过去曾被限定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存在客观、实际的联系。在美国最初立法时,当事人只能在合同缔约地与履行地进行选择,后来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及《统一商法典》也都要求“合理的联系”,但最终这种限制被取消。《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罗马公约》)第3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在纯国内合同中选择外国法。(12)这意味着当事人所选法律可以与合同无任何客观的联系。在新近立法中,如2000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立法》及2002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对此都未作特别限制。减弱对法律选择空间范围的限制已成为趋势,法律选择几乎达到任意的程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更加被强调和突出。对此,我国顺应该趋势,在《适用法》第41条中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对时间和空间范围均未作特别限制。取消“合理联系”等限制是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提高了法律适用的可预测性和统一性。当然,允许当事人在缔约后选择及变更法律以不影响第三人权利为前提,我国《适用法》仍需在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加以完善。

三、       意思自治原则向非合同领域的扩张

意思自治原则本是国际合同领域首要原则,在现代国际私法立法中,其呈现出横向扩张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意思自治原则向婚姻、继承、侵权及物权等领域的不同程度的渗透。从本质上看,这种扩张带有某种必然性:意思自治原则与民法的私法自治理念一脉相承,既然意思自治可以在民法中的合同领域得到普遍承认,那么,意思自治在其他私法领域亦应有被适用之地。从外部观察,意思自治原则满足了二战后国际私法新形势的需要。首先,作为“软化处理”的有效手段之一,其灵活性与方便性有利于频繁复杂的商事关系的处理。其次,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提高了“法律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一致性和确定性”(13)。最后,该原则也满足了“适用本国法”的心理需求。

(一)        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婚姻家庭关系一般多涉及一国的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因此,各国的婚姻制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传统冲突规范中常规定硬性的连结点。随着婚姻家庭关系的国际化,传统冲突规范的弊端开始显现,意思自治原则凭借其灵活开放性逐步渗透到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离婚、夫妻财产等方面。

1.               夫妻财产关系

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与意思自治原则早有渊源,当年杜氏回答的加内夫妇的咨询恰恰是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问题,杜氏主张将其视为一种默示合同关系。该主张对法国、德国、瑞士、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影响很大,这些国家均将夫妻财产关系视为一种特殊合同关系,进而引入意思自治原则。但是,由于夫妻财产关系建立在夫妻人身关系的基础上,各国一般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限定在属人连结点的范围内。例如,瑞士将意思自治限于共同住所地、婚后居住地及夫妻一方国籍国四个属人连结点。在国际条约方面,1978年 海牙《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公约》将法律选择的范围限定在:(1)指定时当事人一方的本国法或习惯居所地法(2)当事人一方确定婚后设立的第一个新的居所地所在地法。(14)

对此,我国《适用法》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从法律选择的空间范围来看,我国采取属人法与物之所在地法相结合的模式,较国际上常见的单纯属人法模式范围更广。这种结合的模式,兼顾夫妻财产关系本身兼有人身性和财产性的特性,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广的法律选择范围,而且更加方便案件的审判以及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当然,该规定的缺陷也相当明显,条文规定略显概括,暴露出不够精细的缺点。“一方当事人国籍国”等连结点前有必要通过时间条件加以限定,以免因连结点变更产生歧义。

2.               离婚

与夫妻财产关系不同,离婚领域中准据法的意思自治由荷兰首先引入。荷兰1981年《国际离婚法》第1条规定:“配偶双方当事人既可以选择适用荷兰法,也可以选择适用他们双方共同的本国法,但是如果配偶一方当事人与他们的共同的本国法缺乏有效的最密切联系时,则不能适用配偶双方共同的本国法。”(15)显然,立法者态度相当谨慎,对本国法的选择用“共同”和“最密切联系”加以限制。在此之后,很少有国家效仿。难道当事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解除婚姻关系适用的法律?对此,有人将婚姻关系视为特殊的合同,这种特殊合同的自由即婚姻自由;既然当事人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也当然地有权决定解除婚姻关系的准据法。这种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婚姻关系的解除意味着夫妻间人身及财产权利、义务的终结,甚至牵涉子女问题,这种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引入意思自治的谨慎性。

对此,我国《适用法》规定:“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改变了《民法通则》中关于涉外离婚案件统一适用中国法律的规定,考虑到“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的差异性,采取“分割法”,这是我国立法技术提高和日趋成熟的表现。在协议离婚法律适用中引入意思自治,并在属人法范围内规定四个连结点,既体现了我国尊重婚姻自由的理念,又保证了所选法律具有合理联系。

(二)        继承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继承领域的意思自治集中于遗嘱继承,被称为法律声明。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声明一般认为最早见于1831年《玻利维亚民法典》,随后被秘鲁、墨西哥、意大利、瑞士等国家采用。《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90条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最后住所地在瑞士的,遗产继承适用瑞士法律;立遗嘱的外国人可以选择其本国法来调整其继承关系;但是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已不再是该国国民,或者已经加入瑞士国籍的,不适用上述规定。”(16)类似的规定也可以在有重要影响力的1988年海牙《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看到,该公约允许被继承人选择遗产继承和继承协议所适用的法律。

我国《适用法》改变了《继承法》第36条关于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但并没有将意思自治引入继承领域。在笔者看来,将意思自治引入遗嘱继承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继承本身是关于财产的继承,因此具有较强的财产性;遗嘱继承是被继承人处分私有财产的行为,遗嘱自由应得到法律的保障。意思自治之于遗嘱继承的法律选择,如同意思自治之于赠与合同的法律选择,遗嘱自由中的法律选择自由应受到保障。当然,这种自由也并非任意,妇女、儿童等弱势家庭成员的利益及特留份等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因此,有必要在遗嘱继承中适当引入意思自治,从而增强遗嘱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三)        物权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源于14世纪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一直以来,它被视为物权领域法律选择的首要原则,甚至唯一原则。但随着国际私法的不断发展,这种“垄断”逐渐被打破。意思自治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合同准据法与物权准据法之间的协调性。《秘鲁民法典》第208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将运送中有体财产物权的取得与丧失置于支配法律交易行为并调整该物权的创设或消灭的法律之下;双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能对抗第三人”(17)。这意味着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的法律可以适用于运送中有体财产的物权关系。此外,《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其第104条第1款规定动产物权取得和丧失的法律适用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由当事人选择。(18)

纵观各国立法,引入意思自治的物权领域仅限于动产物权领域,不动产物权领域仍然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我国《适用法》与此一致,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运输目的地法律。”与秘鲁、瑞士、立陶宛等国家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立法表现出“超越性”,即对法律选择的范围未作限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大胆的规定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一般合同领域完全意思自治的背景下,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范围与一般合同趋同,符合物权合同对两者协调性的要求的。另外,各国一般对特殊的物权作出特别规定,我国《适用法》对此也作出规定。但是,《适用法》的规定并不系统完备,仅规定了如有价证券、权利质权等部分特殊物权,有待加以完善。

(四)        非合同之债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非合同之债的发生非因事前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协商,包括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为法定类型之债。非合同之债难以预见的特性决定了双方当事人很难在事前达成协议,一般只能在事后才能确定准据法,很难在事前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法律选择。即使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事前进行法律选择也被限制。如“在合同关系中派生的侵权关系,常常是合同强势方对合同弱势方的侵权,为了保护弱势一方当事人,即使双方当事人可以预见侵权法律关系的产生,也不能预先约定侵权行为的准据法”(19)

1.    侵权领域中的意思自治

(1)          一般侵权

在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中,侵权行为地法在侵权准据法中占统治地位。侵权行为地法在巴托鲁斯创立“法则区别说”时便被采用,由于当时中世纪的侵权事件较简单并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侵权行为地法为各国立法所普遍接受。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侵权案件发生的频繁度与案件的复杂性急剧增加,侵权行为地法的机械性、僵硬性日益显现。例如:在公海或无人居住地难以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在侵权行为涉及多国时,行为地的确定也存在一定困难。为此,有些国家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来进行软化处理。《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在损害事件发生后随时约定适用法院地法律。”(20)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62条第1款规定:“侵权责任由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律支配。受害方可以要求适用导致损害的行为发生地国法律”(21)。瑞士和意大利在将意思自治引入侵权领域时较为谨慎,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范围极为有限。与前两国不同,德国将意思自治引入侵权领域的力度较大,规定事后随时可进行法律选择,对第三人权利无碍即可。可见,在多数国家,意思自治在侵权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适用。

我国《适用法》第44条对《民法通则》第146条作了一定的修改,引入意思自治。该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不难看出,我国给予意思自治的自由度接近于德国。这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认为“过高”的自由度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侵权人的保护。笔者认为,《适用法》的规定较为合理,增加了被侵权人选择救济自己权利的法律的机会。在协议对自己不利时,被侵权人可以拒绝协议,从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共同属人法。此外,《适用法》如果再对第三人权利保护加以规定,将会更加完善。

(2)          特殊侵权

特殊侵权,包括大众媒体侵权、产品责任侵权、不动产排放物侵权、交通运输侵权、不正当竞争侵权等。由于特殊侵权案件本身的特殊性,意思自治虽然被引入,但在适用上一般受到严格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有限制的引入甚至是专门为了保护被侵权人利益。如2002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221条第一款规定:“因商品、工作或服务缺陷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依受害者的选择适用:(1)销售者、制作者或者其他致害人的住所或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国的法律;(2)受害人住所或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国的法律(3)工作完成地、服务提供地或商品购买地国的法律”(22)

我国《适用法》在第4546条分别规定了产品侵权和人格权侵权两类特殊侵权。第45条规定:“产品责任,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被侵权人选择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损害发生地法律的,或者侵权人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损害发生地法律。”该条强调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损害发生地法律”的范围内赋予被侵权人单方选择权,便于被侵权人选择对其有利的法律;同时,兼顾侵权人利益,保护其对风险的合理预期。因此,第45条的规定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

46条在关于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上并未引入意思自治,仅仅规定单一的连结点——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笔者认为第46条对被侵权人有保护不利之嫌,单一的连结点未必对被侵权人最有利。对该条的完善可以借鉴2004年《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的第99条的规定:“对于诽谤、侵害隐私权或人格权,为侵权行为或损害结果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具体适用由原告选择,但责任人能够证明其无法预测结果会发生于该国的除外。”(23)给予被侵权人适度的单方自由选择权将更有利于被侵权人人格权益的法律保护。

2.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中的意思自治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具有相似性,同属非合同之债且具有共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发生地法和合同准据法。在各国立法中,有的国家将连结点完全限定在发生地。如《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25条规定:“基于无因管理、接受不当给付或不当得利之债,适用导致该债产生的事实发生地法”(24),这样的规定未免过于机械和僵化。对此,瑞士立法颇具特色,《瑞士民法典》将无因管理定位为类似于委任合同的一种合同,从而适用合同准据法。同时,《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28条规定:“1.因不当得利而提出的请求,适用支配不当得利据以发生的现有的或假定的法律关系的法律;2.无此法律关系时,因不当得利而提出的请求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法院地法律”(25)。第128条第1款中已包含事先约定的合同准据法,第2款将意思自治严格限制在法院地法。《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该条关于引入意思自治的规定大大增强不当得利关系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与瑞士相比,德国给予意思自治更加宽广的适用空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2条规定:“非合同之债权关系据以产生的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选择应适用的法律,第三人的权利不受影响”。(26)我国《适用法》第47条的规定与德国类似,“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我国的这一规定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机械性和僵化性,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意思自治的自由度几乎达到合同领域的水平。但是,该条文也过于简略,对于法律选择的时间及第三人保护等均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根据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法定之债特性,法律选择时间宜为法律事实发生后。

四、      

在理论上,任何私法领域的法律选择都有适用意思自治的可能,自治程度会依各个私法领域的性质而高低有别。在实践中,各国立法正在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意思自治原则已从传统的合同领域扩展到了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等几乎所有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领域的纵深发展以及在其他私法领域的横向扩张,使得传统冲突规范中僵固的封闭性的连结点为现代冲突规范中灵活的开放性的连结点所取代。正如康德所言:“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27),意思自治原则使法律的适用更可预见、更加确定。  

我国《适用法》在意思自治原则不断扩展的大背景下出台,顺应趋势,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了除继承以外的几乎所有私法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赋予当事人不同程度的自由选择权,当事人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来选择特定的法律。在部分私法领域,我国有关意思自治的规定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当然,《适用法》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不足,比如缺乏对第三人的保护以及法律规定较为概括,这些尚待弥补和完善。总之,如一位学者所言,“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进步”。


(1) 于2011年4月1日生效,在本文中简称为《适用法》。

(2) 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 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4) 【法】亨利·巴蒂福尔、保罗、拉加德著,陈洪武等译:《国际私法总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5) 许军珂:《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6) 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7) 至2005年,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其立法中确立了意思自治的地位,仅极少数国家如乌拉圭、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等仍然采用固定连结点的冲突规范确定合同准据法。参见田晓云:《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涉外合同法准据法比较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6月第3期。

(8) 李双元等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02年版,第600页。

(9) 陈卫佐:《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1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第4条。

(11) Peter North,Varying the Proper Law,in Essay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Clarendon Press,1993,3rd ed.,pp.58.

(12) 李双元等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02年版,第600页。

(13) 许军珂:《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14) 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15) 许军珂:《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16)  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17) 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

(18) 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9) Peter Hay:“From Rule-Orientation to ‘Approach’ in German Conflicts Law: the Effect of the 1986 and 1999 Codifications”,47 Am. J.Comp.L.633(1999).

(20)  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21) 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22) 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23) 章少辉:“比利时2004年国际私法法典评介”,载《法学家》2005年第5期,第153页。

(24) 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25) 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26) 同上,第14页。

(27) 【德】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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