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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刍议

发布时间:2014-07-29 15:12:45


论文提要

民事执行救济是民事诉讼程序当中重要的环节,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确立关乎着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虽然我国新的民诉法第202条和第204条极大地完善和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但是相比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成熟的执行救济立法,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则显得极为轮廓和抽象,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和运用。新民诉法已自200841日起正式实施,但时至今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执行救济的配套司法解释仍未出台。因此,总体而言,虽然我国目前新的民诉法已经确立了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但是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值得研究、探讨和完善。笔者通过借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民事执行救济的相关制度,在结合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和意见。(全文共9043)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人类的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者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①]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量,根据执行文书的规定,强制民事义务人完成其所承担的义务,以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行为,执行程序的性质决定了债务人必须容忍并服从执行行为。由于执行依据既判力和执行力的扩张,可能会对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再加上出于对国家公权力滥用的一种限制,因此确立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一、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概述

    (一)民事执行救济概念

执行救济,是民事执行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当事人或第三人因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时,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补救的一种权利保护制度。[②]对这一概念,应当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和把握。首先,执行救济是一种兼具权利性和监督性双重属性的行为方式。所谓权利性是指执行救济是针对当事人或第三人因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而使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时而设置的一种补救措施,因此对于民事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而言,其具有权利性,是一种救济手段。另一方面,当事人或第三人行使执行救济手段当然包含了对执行机构强制执行行为的监督,因此对执行机构而言,其具有监督性。其次,执行救济是保障和补救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各种法定方法和手段的总称。执行程序包含了执行调查、执行、执行中止、执行和解等多个步骤,执行标的物的多样性客观上决定必然要存在多种执行方式,因此也造成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侵害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执行救济绝不应该是单一的救济措施,而是应当包含多种法定方法和手段的综合性制度。[③]最后,值得说明的是,不能将执行救济单纯等同于执行监督。所谓执行监督是指在执行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具体执行实施行为或者执行裁决行为有错误,或者执行法院发现自身错误时,依照一定程序进行纠正的制度。例如《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④]虽然从实际效果来看,执行监督也是实施执行救济的一种方式,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其一,二者性质不同。执行救济是一种以私权制约公权的方式,执行监督则是执行机关的自律行为或者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其二,二者主体不同,执行救济的主体是执行当事人或者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执行监督的主体则是执行机关本身或者其他权力机关。其三,二者发生时间不同。执行救济一般在执行程序开始之后、结束之前的任何时间均可提出,因此具有及时性特点,虽然在执行过程中也可以进行监督,但是由于监督机关不像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那样能够及时发现执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因此实践中执行监督多体现为事后监督。[⑤]因此,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是存在明显差别的。执行救济制度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存在价值与意义

民事强制执行救济,作为作为民事强制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手段,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如前所述,民事强制执行救济为民事强制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提供保护合法权益的方法。现实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侵害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实例屡屡发生。譬如,执行人员怠于履行职责而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即使实现、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力侵害了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利益、违法执行案外人的财产等等。加之法院对作为执行对象的财产不可能像审判程序那样仔细的审查清楚是否确属被执行人所有,对于债权人向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法院了解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资料以及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供的财产来源,法院只要从现有证据中可以证明该财产形式上属于被执行人所有,就可以采取措施,这就大大增加了对那些财产名义上属于被执行人所有而实际上却归第三人所有的财产权益的损害。值得说明的是,此种情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很常见,譬如房产证上登记的房屋所有者姓名与房屋的实际所有者不同;车管部门登记的车辆所有者与车辆的实际所有者不同等等,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时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加以区分的。其二,民事强制执行救济为维护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安定性,预防社会纠纷的发生提供后盾。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强制执行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是易于被滥用的,民事强制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易于受到侵害,如果强制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没有被赋予法律上的“公力救济”手段,“私力救济”作为一种原始救济手段必定易于为受害者所采用,从而扰乱正常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设立救济权,规范救济手段,以维护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安定性。否则,若合法权益受到民事强制执行行为侵害的民事强制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无法寻求救济,可能会激发受害者的不满情绪,与执行人员对抗,甚至实施暴力阻止民事强制执行的行为,使民事纠纷升级为社会冲突,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有必要赋予民事强制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救济权,以防止社会冲突的发生。[⑥]

二、      民事执行救济的分类

民事执行救济一般分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所谓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是指当事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对执行机关违背执行程序规定的执行行为,在执行程序终止前向有关机关声明不服、请求其予以纠正和补救的方法,也称为执行异议或者程序合法之保障。[⑦]这是一种针对执行机关程序上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设立的救济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⑧]其规定的程序救济具有以下含义:其一,异议的主体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当事人即包括因执行法院的不作为或迟延执行影响其权益实现的申请执行人,也包括因执行法院的违法执行或不当执行而使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或侵害威胁的被执行人;其二,异议的理由是执行法院存在违法执行行为。凡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为应当必须,而执行行为与之冲突或违反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据此提出执行异议。其三,异议的相对方为执行法院。[⑨]实体上的救济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基于实体上的法律关系,请求排除不当的强制执行方法,一般被称之为异议之诉。譬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⑩]民诉法第204条的实体救济规定具有以下含义:其一,异议的主体只能是案外人。仅当事人一方对执行标的主张物权他有或主张执行标的存在其它权利意图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以执行异议受理;其二,异议的理由是执行标的存在案外人的权利且该权利足以排除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强制执行行为。这里的执行标的应不仅限于物;其三,异议的相对方是与案外人存在标的权属争议的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依职权选定的执行标的存在权属争议的,异议相对方得归于执行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当事人对案外人的主张不持争议的,执行异议成立。[11]根据主体不同,异议之诉又可以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前者是指债务人要求排除执行依据执行力所提起的诉讼,后者是指第三人为了排除执行机关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而提起的诉讼。

三、      域外大陆法系国家执行救济制度概况

承上所述,应当说我国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是对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移植,然而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在进行制度移植过程中一般侧重于对制度本身的介绍和我国制度的构建,对执行救济制度的两项主要内容——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差异论之极少。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和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现代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发祥地,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1806年,法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第五卷“判决的执行”就对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影响之下,德国于1877年也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典,这部法典第八篇“强制执行”奠定了德国民事执行救济体系的基本框架。经过长达一二百年的发展演变,法、德两国的民事执行救济体系现趋于成熟,成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效仿的典范。在德国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之中,执行程序启动前债权人就拒绝发放执行条款的决定而提出的抗议、即时抗告和发给执行条款之诉,以及执行程序进行中的执行抗议、执行保护申请、即时抗告、执行异议之诉、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优先受偿之诉、分配异议之诉等,都是以避免或减少瑕疵执行行为给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害为目的,均属于预防型执行救济方法。而执行终结之后的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损害赔偿之诉和国家赔偿等,均以弥补瑕疵执行所造成的损害为目的,属于补救型执行救济方法。在法国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中,异议、申请、申明意见等属于执行程序中提出的执行救济方法,以避免或减少瑕疵执行造成损害为目的,属于预防型执行救济方法。国家赔偿则具有事后补救性质,属于典型的补救型执行救济方法。而诉与上诉兼具预防型执行救济与补救型执行救济两种功能:其中,以撤销、解除、变更、终止“执行性扣押”或宣布扣押无效为目的而提出的诉与上诉,属于预防型执行救济方法卜而那些在执行终结之后以损害赔偿、返还财产等形式提起的诉与上诉,均属于补救型执行救济方法。[12]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同德国的模式相类似,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日本,其将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执行抗告,另一种是执行异议。所谓执行抗告是指执行当事人对强制执行的程序所作出的裁判不服而依法提出的抗告。执行抗告仅仅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其《民事执行法》中规定了四种可以提出抗告的情况:其一,对于撤销强制执行程序的裁定可以提出抗告;其二,对于执行官撤销强制执行程序的处分提出的执行异议被驳回的裁判,或者命令执行官撤销强制执行程序的裁定可以提出抗告;其三,对于卖出许可或不许可的执行抗告[13];其四,当抗告人为依法提出执行抗告理由书,或者执行抗告所记载的理由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执行抗告不合法又显然无法补正时,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执行抗告,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驳回执行抗告的裁定可以再次提出执行抗告。所谓执行异议,依据《民事执行法》第11条之规定,对于执行法院不得提出执行抗告的执行处分,以及对于执行官的执行处分及其怠慢,当事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诉异议。执行异议对于执行程序的影响同执行抗告相同。[14]我国台湾地区的执行机构设置和大陆的相类似,其大体上也可分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实体上执行救济。在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方面,根据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的规定,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通过申明、声明异议以及抗告这三种方式对程序事项救济。申请或声明异议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主要程序救济方法。实践中,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申请或声明异议的具体事由包括四种:其一,对于强制执行的命令。包括执行法院关于程序所发的各种命令;其二,对于强制执行的方法; 其三,对于强制执行时应遵守的程序;如拍卖动产或不动产,均应先期公告,并应提示,等等,其四,对于其他侵害利益的情形;主要指非因强制执行的命令,或实施强制执行的方法不当,或违背强制执行时应遵守的程序以外的任何侵害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情形而言,如无法定原因而延缓执行,对于执行名义效力未及的人实施强制执行,等等。在实体上的民事执行救济方面,台湾地区关于实体上的救济方法主要包括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所谓债务人异议之诉,即债务人要求排除执行名义之执行力为目的之强制执行救济方法。所谓第三人异议之诉,是指案外第三人对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而请求法院排除对该标的物实施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管辖法院为执行法院,具体由该法院的民事庭处理。提起时间为特定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终结前,终结后第三人不得提起异议之诉,但可以对执行债权人起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或侵权损害赔偿。[15]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在我国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中所谓的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我国,执行异议所针对的是非法的执行行为侵害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或者程序权利。执行异议之诉不以执行行为违法为前提,它所针对的是合法的执行行为侵害了债务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争议的属性不同。在执行异议中,异议的前提在于非法的执行行为侵害了执行相对人的权利,执行依据与执行当事人实体关系是没有争议的,可见争议是执行机构的公权力与执行相对人私权之间的争议,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争议。而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争议并非非法的执行行为所引起的,执行机构按照执行依据实施的是正确的执行行为,争议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新的事实出现,执行依据本身侵害了私权或发生私法上的纠纷。可见争议是私权与私权之间的争议,即权利与权利之间的争议,不涉及执行机构的公权力。[16]笔者认为,该观点透过表面区别加以剖析,从而正确揭示出执行异议同执行异议之诉之本质区别,笔者予以赞同。

四、      我国现行立法现状之不足

通过介绍和分析域外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民事救济执行制度,结合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不难发现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          立法不足,缺乏可操作性内容

如前所述,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在202204条确立了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但是究其内容而言,只能称其为框架制度而已,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反观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第100规定:对于被执行人占有的或者登记为被执行人所有的执行标的物,第三人有所有权或者有其它阻止标的物转让或者交付的权利的,可以在执行程序结束前,向执行法院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就起异议之诉而言,具备了全部要件,具有可操作性。但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则对异议之诉的主体资格判定、异议之诉的理由、异议之诉的受理和管辖法院、异议之诉的性质等操作要件全部作了忽略,性质上等同于原则性的规定,加之最高院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司法解释,使得在现行司法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

(二)缺乏对债务人的实体救济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案外人异议制度,没有对债务人提供实体上的救济制度。事实上,债务人作为被执行人,其合法权益最易受到执行行为的侵害。强制执行虽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基础,然而在实体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中仍会产生一些违法行为。一方面,执行机关的职责是依据执行依据实施强制执行行为,以实现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实体权利。从职责和效率角度来看,执行机关不负有审查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之现状的义务。而事实上,社会经济生活是瞬息万变的,执行依据所记载的权利与权利的现实状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按照原来的执行依据强制执行,虽然在程序上合法,但在实体上属不当,侵犯了债务人的实体权利。另一方面,执行权具有类似行政权的主动性和单向性,而当前“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全局工作的突出问题,社会影响很大,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种压力下,执行机关很容易将注意力都放在执行结案率上,忽视了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和妥当性,产生很多执行瑕疵。“有侵害就有救济”,因此有必要为债务人设置实体上的救济制度——债务人异议之诉。[17]

(三)法定的异议审查期限过短,不符合我国的执行实际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02204条规定,不论程序异议还是实体异议,执行法院的异议审查期限都是15天,而且这是个不变期间。相对于现阶段我国有限的执行资源和大量的执行案件积压之间的矛盾,这个期限,尤其是对于实体异议的审查来说,不足以保证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证据及充分言词辨证的需要,否则,法律赋予执行机构对实体异议的审查权将形同虚设。[18]

(四)对“执行行为违法”界定不清,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往往被异化为实体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

新《民事诉讼法》第202条仅概括性地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起执行行为异议。对于什么是执行行为、是不是执行机构作出的行为都是执行行为、执行行为违反的是哪些法律规定等问题,新《民事诉讼法》及“执行程序司法解释”都不甚明确,因此造成了执行法官多有不同的理解。目前,有些法院将执行行为违法理解成执行行为违反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认为执行机构对于执行过程中实体权利义务的确认,当事人或者第三人不服,应通过主张执行异议、复议获取最终救济。例如执行程序中对夫妻债务性质的认定;对为使债务人的财产免于诉讼保全或者解除已采取的保全措施提供保证的保证责任的确定等。执行审查机构对于这些异议的审查,不是审查执行行为是否符合程序法,而是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体法。还有些法院将执行行为违法审查理解成执行审查机构可以在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中进行事实认定,以判定查封等执行行为是否违法,这实际上是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行使实体审判权。[19]

五、      完善现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之建议

通过分析描述当前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中的缺陷,在充分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执行救济相关制度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完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时应明确全面保护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的强制执行以实现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的债权为直接目的,只强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从立法到实践,都缺少对债务人的执行救济。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也捉襟见肘,对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强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债权人、债务人和案外利害关系人等多种利益交织的矛盾,执行机关应依法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种合法权益。此外,由于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案件的大量增加,不可否认的是,在大量民事案件面前,执行机构为了确保执行效率,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在程序上有所忽视,因此造成了大量侵害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但是,在执行程序中尤其是执行救济程序中遵循程序公正原则,这对于引导人们正视“执行难”,解决“执行乱”问题,都是很必要的,而且对于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积极意义。

(二)确立执行听证程序,确保执行程序合法公正

所谓听证,是指权力机关在做出某项决定或者行使某项权利时,事前公开征询相关人员建议或者意见,听取当事人申辩及意见的活动。听证程序广泛存在于我国行政活动当中,例如行政处罚听证、行政许可听证、物价听证等等。笔者认为,在完善现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当中可以确立执行听证制度,对于疑难复杂的民事执行案件,应当事先举行听证程序,听取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申诉、意见,再作出相应的执行行动。此项制度,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在确立执行听证制度时应本着效率与公正的原则,在确立执行听证制度时仍然要注重执行效率问题。

(三)确立合理的异议审查期限,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收集和提供证据及充分言词辨证的时间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核心在于确保执行程序合法、公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基于此种角度考虑,为了充分给予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证据及言辞辩证的时间,切实维护其私人合法利益,因此在确定异议审查期限上,应予以适当延长,从确保执行效率的角度考虑,应当将其规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四)明确案外人权利保护制度

     1、明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现有的权属范围

“执行程序司法解释”第15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新《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但何为“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未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如果不对“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进行明确,将不利于案外人异议之诉受理及审判工作的开展。有关部门应明确引起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权属范畴,并就案外人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目前,可将“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权利”理解为共有权、用益物权、部分担保物权、占有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2、指导案外人及代理人准确表述诉讼请求

从司法实践中看,当前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表述尚不到位。如所有权发生争议的一般都要求法院确认执行标的归案外人所有。笔者认为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还应加上“停止或中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如果案外人认为对执行标的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权利的,也应当在诉讼请求中明确其权属名称,明确要求“停止或中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如果法院裁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异议成立,申请执行人提起诉讼,则其诉讼请求应当表述为“请求法院许可对某执行标的的执行”。[20]

六、      结论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是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建立成熟、完善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凸显的尤为重要。虽然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完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方面较以往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缺点和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在现有《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之上,最高法就上述不足和缺陷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以确保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①] 程燎原、王人博著:《赢的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②] 夏蔚、谭玲著:《民事强制执行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③] 李浩著:《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350页。

[④] 参见《民事诉讼法》(20071028日颁布,200841日正式实施)第203条。

[⑤] 李浩著:《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50页。

[⑥] 廖慧婷:《论民事强制执行救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月,第6页。

[⑦] 杨与岭著:《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⑧] 参见《民事诉讼法》(20071028日颁布,200841日正式实施)第203条。

[⑨] 吴志军:《新民诉法执行救济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于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06/10/306508.shtml2011620日查阅。

[⑩] 参见《民事诉讼法》(20071028日颁布,200841日正式实施)第204条。

[11] 吴志军:《新民诉法执行救济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于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06/10/306508.shtml2011620日查阅。

[12] 刘福全:《法、德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之比较》,载于武陵学刊,2011年第2期,第90-91页。

[13] 具体指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法院强制拍卖执行标的物许可或不许可决定,据此可以提出抗告。

[14] 李浩著:《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356页。

[15] 吴志军:《新民诉法执行救济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于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06/10/306508.shtml2011620日查阅。

[16] 洪浩、操旭辉:《论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之法理基础——兼论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的分离》,载于蔡江生、周国均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下),20049月版,第373-374页。

[17] 王永芬:《浅谈执行救济制度》,载于法制与社会,200802期,第142页。

[18] 吴志军:《新民诉法执行救济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于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06/10/306508.shtml2011620日查阅。

 

[19]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与执行救济制度之完善》,载于法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93页。

[2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与执行救济制度之完善》,载于法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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